古来个人破家纾财，家属尚不能免责，遑论个人。自西汉以来，中国采取重农抑商政策，礼法社会根植于农业之上，社会结构以农业为基础，多数农民聚其家族，耕其田畴，形成家族本位，天下之本为家，一人之债，举家偿还，习为惯例，典章制度亦淋漓浸染。以刑逼债，在中国亦属常例。《唐律》“杂律”中“负债违契不偿”条即规定以刑逼债，以刑法逼迫债务人清偿。唐令亦载“家资尽者，役身折酬，”以劳役抵债。后世沿袭唐律，有增益而无大改。

风起于青萍之末。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缘起于广东开埠后的对外通商。

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洪仁辉私闯天津，自称英吉利四品官，向天津知府灵毓行贿２０００银元，将上访陈冤的信件辗转呈送到了乾隆皇帝处，要求澳门十三行行商黎光华赔偿“商欠”本银五万余两。洪仁辉状称：“关宪取用物件短价，千发无百，百发无十，保商赔办不前，即延搁夷船连误风信。”其时，洋货的税款均由广东十三行等行商代垫，垫款常常难以收回，又兼清政府官员为宫廷置办贡品购买洋货，通常也只给行商四分之一的货款。凡此种种商业拖欠及官员勒索，导致黎光华等行商资金周转捉襟见肘，不得不向外商借款。洪仁辉告状时黎光华人已去世，欠款无法归还，洪仁辉剖析情状，将广东官府的陋规一并揭发。

乾隆皇帝阅状大怒，下令查抄黎光华福建原籍家产抵偿“商欠”，黎光华生前所欠外商债务由地方官摊派其他行商“按股匀还，以示平允”。此时清朝对外商欠款的处理模式为：债务人财产偿还→家属代为偿还→官府摊派行商偿还，其中惟行商摊派异于常规。１７６７年，倪宏文（Ｗａｙｑｕａ）又因拖欠“商欠”，成为第一个被发配伊犁充军的行商。此后，债务人无力偿还的大多死于狱中或者充军伊犁。

五口通商以后，外商接踵而至。按照司法程序，当华商无法清偿到期债务时，清末新式审判厅和上海租界会审公廨通常照中国固有法办理，华商常遭受刑罚，债务清偿多累及父母亲朋。当外商无力清偿到期债务时，外国驻华领事法庭常遵照西方破产法，既不关押债务人，亦不追责其亲属。１８８０年，英商太平洋行控华商丁丙斋一案，即“令伊兄出银二千两了案”。１８７５年，华商庞怡泰丝栈将价值６７００余两的丝绸卖给琼记洋行，怎料该行倒闭，庞分文未得。种种考虑，清政府１９０３年成立商部后，１９０６年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破产法，即“破产律”。

“破产律”借鉴１７０５年英国首创的破产免责制度，采行商人破产主义，但非商人可以“比照办理”。该法实行债权平等分配原则，父债子偿、以家产承担无限责任的旧例得以改变。刑民分立后，以刑逼债已不达时宜，应予取消。尽管“破产律”当年７月即因第４０条未规定公款的优先清偿权被户部驳议暂缓实行，但以上海、镇江、宁波、汉口等城市的钱业商人为主体的商人群体亦抵制该法，并通过商部顾问官张謇和上海商会于当年６月递交了《商业驳破产律议》，主要意见如下：

１．反对亲属免责。“破产律”第４５条规定：“破产之商，不得涉及其兄弟伯叔暨妻并代人经理之财产。”商人认为：“因西商财产多系注册，其间有父子夫妇不同产而兄弟伯叔侄无论矣；其分授子女之时必由律师签字以为佐证方能作准。而中国商人财产素无注册之例，且多有兄弟伯叔子侄合数世而同居者；至夫妻同室共产尤为常事，该条律法不可行诸中国。”

２．反对财产豁免。“破产律”第４８条规定：“倒闭之商若将财产偿还各债后实系净绝无余，并无寄顿藏匿情弊，应由董事向各债主声明，准于未摊分以前在财产项下酌提该商赡家之费，约敷两年用度以示体恤。”商人们认为“该商破产之时此外有无寄顿隐匿仓促之间实不容易查察”，“今于变产项下不论其成数之多寡又复抽提赡家之费，更受亏难言矣”。

３．反对个人债务免除。“破产律”第６６条规定：“倒闭之商如查明情节实有可原，且变产之数足敷各债主至少十分之五，可准其免还余债，由商会移请地方官销案。”商人们认为“今如定例还债至十分之五准可免还余债，然则放款者大有寒心，凡一倒闭坐失一半之血本”。

１９０７年，“破产律”被明令废止，债务人无限责任，家属连带责任，以刑逼债等破产制度因袭旧制。清朝覆灭后，北洋政府损益修订法律馆聘日本法学士松岗义正的草案，于１９１５年编成“破产法草案”３３７条，立法及司法坚持破产不免责主义。殆至民初，大理院五年上字第５８号判例亦称：“破产并不能为债权消灭之原因，故债务人因家产告罄不能清偿债务者，亦只能于执行判决时由执行衙门酌量情形办理，不得即籍口破产为债务不履行之抗辩。”

１９３５年，南京政府制定“破产法”，再次采纳一般破产免责主义，对适用对象不加限制。由于破产免责条件宽泛，“破产法”的实施效果远不及预期，债权人拒绝申报者数见不鲜，甚至于破产债权人纠集全数组织团体拒不申报。该法经１９３７年、１９８０年修订，仍施行于台湾地区。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民商合一的法律框架下，于１９８６年制定了《企业破产法（试行）》，然国务院１９９４年发布《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实为政策性破产取代了破产法，此种情形在２００６年《企业破产法》颁布后，破产制度才得以全面实施。

２０１９年７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非法人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各类市场主体，都在该改革方案覆盖的范围内。当年１０月，温州中院发布全国首例个人破产制度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其中，债务人蔡某提出按照１．５％的清偿比例在１８个月内偿还其连带清偿债务，并承诺自该清偿完毕之日起六年内若家庭收入超过１２万元，超出部分的５０％将清偿未履行债务。

显然，美国破产法正在影响中国个人破产制度。论者常引美国１８４１年破产法为例，指出应给予“诚实而不幸（ｈｏｎｅｓｔ　ｂｕｔ　ｕｎ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　）”的债务人重生的机会，但这部为解决美国经济危机的法律仅仅存活了１８个月。现行美国１９７８年破产改革法第七章规定了个人债务人的破产免责制度，其基本意旨是通过保留豁免财产（ｅｘｅｍｐ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及免除破产前个人债务使得债务人获得新生，破产法第７２７条（ａ）项特别规定了不能免责的情形，且免责债务人无法在六年内获得第二次债务免责。即使债务人可以免责，也非所有债务均可免责。破产程序中不能免责的情形则规定于破产法第５２３条（ａ）项。

历史上历次破产立法中个人财产豁免即个人免责制度都曾被涉及，但破产法施行后均难以实施。“破产律”制定机关商部曾回复张謇及上海商会：“本部厘定此律，本为便商起见，故上年定议编纂，即先征各商会及商务议员之意见，嗣经陆续会齐，始行参照起草，故此律大半均采自各处条陈，惟其中有虽为中国习尚，而按之法理未甚允协议者。”广征意见，采用外国条文者甚少，尚且引起法律废止，当此民众惶惑，西法浮滥之时，能不鉴往知今，戒慎恐惧，问道于野，斟酌损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