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举办的“聚焦供给侧改革——来自日本的经验与教训”上，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黄少卿就“中国是否会成为下一个日本？”的相关议题发表了个人观点。

　　黄少卿认为，产业政策、扶持政策实施以后，在第三年开始就会对这个行业僵尸企业的增加产生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正面的作用。就是说会提高僵尸企业数量的占比。产业政策扶持强度越强的行业，在经过四年以后，那么它的僵尸企业数量就上升上来了。

　　如果僵尸企业能够把更多的生产要素要么它自身提高效率，要么把这些生产率要素让度出来，让更加高效率的企业来使用，那么对于中国经济效率的改进将是会产生实质性的积极的影响的。 在黄少卿看来，我们应该在泡沫破裂之前就来采取一些措施来改进中国经济的效率。

　　第一个方面就是应该要让更多的进入到破产状态僵尸企业尽快让它破产；第二个方面很有可能我们的确是需要有一些政策方面的调整，比如加快僵尸企业从市场的退出以及创新型的经济的发展。同时他呼吁进行《破产法》的修订，把简易破产程序引入进去，加快小微僵尸企业退出市场的步伐。采取相应的制度变革和政策方面的改革，对于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对于中国经济更加健康发展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以下为观点全文：

　　首先非常感谢大会的邀请今天能来报告一下我最近和同事和我的学生一起做的一个研究。因为我们这个研究也得到了星岳雄教授文章的启发，刚才写教授最后的部分也是讨论了中国僵尸企业的情况。我今天的报告也许可以作为星教授刚才讲的没有展开方面的更多的补充。

　　我今天讲的一些特征事实主要是来自于我们在《中国工业经济》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时间关系不能详细的讲我们是怎么得到结果的，有兴趣大家可以看这篇文章本身的方法讨论。主要报告一些我们得到的结果。

　　中国上市公司的僵尸企业不断累加

　　可以看到，中国僵尸企业总体的情况是2001年到2007年，无论是在数量的占比上还是资产规模的占比方面都有一个逐步降低的过程。大概从2001年大约20%降到了2007年，也就是上一轮中国经济周期顶峰10%左右。因为数据缺失问题，中国企业数据库中数据没有政府补贴数据，从2008年开始，我们很难把僵尸企业识别做到最近的年份。我们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做了一个补充，我刚才也注意到了，星岳雄教授用的指标也是上市公司的指标，是另外一份研究。我们的研究因为方法和估算具体的细节方面的差别，所以可能结果方面略有不同。

　　首先可以看到的是，在上市公司中，因为它的样本有很强的特殊性，地方政府通常都会把它扶持的认为有竞争优势或者说大型的企业，来帮助它上市。与此同时，当他们出现问题以后，因为中国上市公司和资源价值存在，地方政府不愿意让他们退出市场。所以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2000年到2015年总体来讲，中国上市公司的僵尸企业是不断的累加的过程。除非个别年份，比如2007年的时候，因为股市急剧上升导致那一年资产重组大规模上市，有很多游资资产注入到上市公司中来。

　　另外也可以补充一下刚才星教授报告的数据里所没有的资产的占比。我们发现僵尸企业资产占比始终在10%，最低的时候在7%左右，最高的时候达到14%，在7%到15%之间的波动。这个比例波动没有多大的参考价值，因为虽然僵尸企业的量在增加，但是分母，作为上市公司总数的量这些年的变化也比较的迅速。所以，其实这个比例的数字我们个人认为不好直接用来做对比。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僵尸企业在地区之间的分布，大家可以看到在2001年的时候，僵尸企业最多的地区是中部地区，无论是资产的占比还是数量的占比。但是到了2007年的时候，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数量占比西部地区成为最高的地区，而资产规模的占比东北地区已经成为最高的地区了。而且可以看到，中部地区在这几年之间，占比无论是数量还是资产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根据我们另外的研究也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恰恰就在这6、7年间，中部地区的TFP（全要素生产率）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当然我们不能直接说这两个直接一定有很直接的联系，但是最起码这两个现象确实是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发生了。所以也可能能暗示我们，僵尸企业问题的改进确确实实可以帮助经济，改善它的经济效率。

　　僵尸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比最高

　　我们也可以看到所有制不同的分布情况，国有企业中的僵尸企业，从头至尾数量和资产占比都是最高的，2001年的时候占比数量之高确实非常惊人，数量接近45%，而资产的占比也是超过了33%。到了2007年的时候虽然都有所下降，但是依然在全国所有制企业中国有企业占的僵尸企业最多。而企业私营企业可以看到在这两个方面从2001年到2007年都是最低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所有制方面的差别。在所有的僵尸企业中，国有僵尸企业占比情况是什么样的，在2001年是46%，而资产占的更高，达到了59%。也就是说在2001年有超过一半的资产僵尸企业资产在国家有企业手里面。2007年也有所变化，资产占比依然接近30%，但是国有僵尸企业的数量占整个僵尸企业的数量已经只有一成了。也就是说，国有僵尸企业用一成的数量贡献了三成的僵尸资产。而私营企业用三成的数量贡献了一成的僵尸资产。私营僵尸企业数量会发现这几年有一个非常迅速的增长，而其中主要是大量的小型私营企业、小微型私营企业成为了僵尸企业。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在产业结构方面的一些变化，大家可以看到，在行业方面，当然个别的行业波动比较大，像烟草行业早期僵尸企业占比非常高，2007年已经非常低了。有的行业占比是很稳定排在占比前面的，比如钢铁行业、非金属矿业、造纸、食品、交通运输设备等等，始终占比都是相当高的。

　　这是一些关于中国僵尸企业分布的特征事实，是根据我们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上市公司数据库进行识别所得到的结果。

　　产业政策和僵尸企业间的关系

　　后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产业政策和僵尸企业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想在经验上看看产业政策是不是对僵尸企业在不同的产业间分布的这种差异，它是造成影响的。从这张表上可以看到，确确实实，在2001年和2007年，僵尸企业的数量和规模的平均数上排在前15个行业里面的，其中有7个行业一直是“十一五”计划和“十二五”计划把它列为重点行业或者重点产业的。当然不局限于这些产业市重点产业。我们只是把前15位僵尸产业占比最多的放在这儿。

　　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的产业政策实施的确确实实挺有力度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列为重点产业的产业的确得到了政府更多的补贴。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在这个前面，产业政策重点的行业中，确实有更强的产业政策支持，比如获得了政府更多的支持的行业占比有化学原料、化学制品、医药、通讯设备等等。它们的确是政府的重点扶持对象，同时也有更多的，这个行业内的更多的企业拿到了政府补贴。我们是用的这样一个指标来衡量它是不是得到了政府重点扶持。这样的指标也是最近在AEG发表的文章，用来度量产业政策强度的一个方式。就是行业内有多少企业得到了政府补贴，当然这不是他们唯一的指标他们有很多其他的指标，而这个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衡量方式。

　　我们由此做了一个实政研究，我们看一下产业政策对于僵尸企业是不是产生了影响？我们就用僵尸企业在行业的占比作为我们的解释变量，用行业内得到补贴的企业数量占比作为度量产业支持强度的代理变量，把它作为解释变量。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产业政策对于滞后三期以后的行业、三期、四期和五期，大家可以看到，滞后二期的没有明显的变化，滞后三期、四期、五期都有一个正的影响，而且在显著性上也是5%和1%的水平是显著的。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味着我们用不同的回归模型而有变化，无论是用低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这个结果都是存在的。

　　换句话说，产业政策、扶持政策实施以后，在第三年开始就会对这个行业僵尸企业的增加产生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正面的作用。就是说会提高僵尸企业数量的占比。

　　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指标，我们用每一个行业单位产值所得到的政府补贴的数量作为另外一个替代性的产业政策指标。这个结果不如前面的结果更加稳健，更加来的漂亮。但是我们依然会发现，在固定效应模型之下，我们一般认为它的结构更加可信。第四期、第五期同样得到了前面模型相似的结果。产业政策扶持强度越强的行业，在经过四年以后，那么它的僵尸企业数量就上升上来了。

　　所以我们最后想看一下，如果说僵尸企业，因为产业政策而导致不同的行业有更多的僵尸企业，那么必然在生产率上有一个负面的影响。我们也做了一个总体的估算。什么意思呢？就是从2001年到2007年我们看一下僵尸企业和非僵尸企业在生产率方面的差别。我们看一下资本边际产出的分布，从分布力面可以看到，无论是2001年还是到2006年，僵尸企业资本边际产出价格均值都比非僵尸企业更低而且是负值，非僵尸企业是正值。当然之间也有一个明显的差别。

　　另外，在标准差方面，僵尸企业大部分年份比非僵尸企业的年份标准差要来的更大。换句话说，他们内部，就是僵尸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的差异度、效率的差异度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也可以拿这张图，2006年的前面我们所刻画出来的，大家可以看到蓝色的线是僵尸企业，而这根红色线是非僵尸企业，所以你们会看到，无论是在均值方面，它比非僵尸企业要更小，而且分布方面也稍微略微更大。2006年的情况，其实僵尸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的零散程度已经有所收敛了，但是依然是更差的。

　　从劳动生产率角度来看依然会发现僵尸企业和非僵尸企业同样有类似于资本边际产出价值的同样的差异。但是劳动生产率方面僵尸企业和非僵尸企业的差距要更小一些。

　　在分布方面，当然依然也是要显得更大一点。大家通过这张图同样可以看到，这个方面也同样反应了，在劳动生产力要素使用上僵尸企业是更差的。

　　最后我们可以做一个反事实推导。假设说僵尸企业它的无论是资产的产出率还是劳动边际产出率达到非僵尸企业类似的分布和状况的话，换句话说他们面临同样的生产力要素价格的话，假设能实现相同的结果，那么会实现多高的TFP增长呢？我们发现如果K和L同时改进它们的配置，那么TFP可以提高在2001年可以提高55%。在2002年可以提高57%。到2006年依然可能提高56%。换句话说，如果僵尸企业能够把更多的生产要素要么它自身提高效率，要么把这些生产率要素让度出来，让更加高效率的企业来使用，那么对于中国经济效率的改进将是会产生实质性的积极的影响的。

　　从僵尸企业入手未雨绸缪

　　所以刚才星教授演讲最后也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说中国目前的状况和日本在若干年以前有非常相似之处，他刚才建议说，希望最好中国的情况不要出现像日本那样的，最终发生了金融的泡沫破裂，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中国经济将要承受更大的痛苦和代价。我们能不能在这个泡沫破裂之前就来采取一些措施来改进中国经济的效率呢？我想至少从僵尸企业这个问题上来看，我们的确可以未雨绸缪，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在目前的阶段我个人认为，第一个方面就是应该要让更多的进入到破产状态僵尸企业尽快让它破产。　

　　第二个方面很有可能我们的确是需要有一些政策方面的调整，这就是我在最后想提出来的两个政策建议。一个建议是我们现在的确看到了中国现在的产业政策，包括通过政府补贴、税收减免、信贷补贴等等等等，的确是提高了低效率企业，甚至僵尸企业退出市场的机会成本。当那些本来如果它的生产效率低于某一个水平，就应该离开市场的企业，现在就可以不离开了。除非它的低效率程度更低的时候才不得不离开。所以让一部分低效率企业留在了市场上面，降低了僵尸企业的退出率，从而降低了整个行业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生产效率。

　　如果要加快僵尸企业从市场的退出，我个人认为恐怕首先要退出的是中国长时间所实行的选择型的产业政策，如果这样一种产业政策不退出，僵尸企业退出的步伐就很难加快。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我们的发现里面所给大家的一个政策含义就是，其实僵尸企业中，大家虽然发现了有很多国有僵尸企业大型的僵尸企业一直在市场当中，僵而不死。但是与此同时还有大量小微僵尸企业依然存在，这部分僵尸企业恰恰不是国有企业，是民营企业，我们现在的研究还在往前推进我们希望能把这个因果关系做更的加可靠，我们只是说猜测，这可能是中国破产成本过高所致，我们虽然今天一直强调中国经济要走向一个创新型的经济。我想创新性的经济一定是一个创业型的企业高进入率、同时也是创业型企业高退出率的一种经济。就是说在某个阶段里面一定有大量企业要进入市场，高效率的企业。

　　同时，那些经过检验证明自己创业的创意或者说对于市场的把握失败的那些创业型的企业，如果一旦失败了，他应该尽快的从这个市场上退出，如果有一个退出的更畅通的机制的话，那么其实它对进入会产生一个更好的作用。因为它容易把那些小微型的僵尸企业所占用的那些人力资本、人才和资金可以更快的转移到新的进入企业身上去。所以他们不能退出是因为中国的《企业破产法》虽然当年曾经考虑要引入简易破产程序，但是最终并没有把这个写进《破产法》。所以我们也想在这儿呼吁一下，也许应该考虑改善《破产法》进行修订，把简易破产程序引入进去，加快小微僵尸企业退出市场的步伐。

　　最近研究中国经济Barry Naughton教授他们有一篇论文讲到了一个观点，说中国不同地区的企业进入的速率对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在这儿想强调另外一个纬度，进入方面的这种障碍会影响生产率，其实退出也是一样的，如果政府的政策，如果现有的法律因为通过产业政策提高了僵尸企业的退出成本，因为《破产法》实施成本比较高，阻碍了小微企业的退出，同样会对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

　　在这些方面采取相应的制度变革和政策方面的改革，对于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对于中国经济更加健康发展都是有积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