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如何在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上迈出实质性步伐，真正提升经济的含金量；如何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要素配置扭曲，让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生动力来实现增长；民营企业又如何才能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机会？在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双月座谈会上,有关专家学者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指出，近几年我国需求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住”、“行”主导的需求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二是服务需求在消费需求中的占比明显提高；三是产业价值链提升对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物流配送等生产性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但供给侧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具体包括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一些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产能利用率偏低；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供给侧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居民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受传统体制机制约束等影响，供给侧调整表现出明显迟滞，生产要素难以从无效需求领域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向中高端领域配置，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潜力没有得到释放。”

　　裴长洪认为，我国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但供给侧改革覆盖的经济领域和政策范围相当广泛，应充分发挥产业政策、宏观政策、社会政策、微观政策和贸易政策的调控作用。“特别是要解决‘僵尸企业’的退出问题，打破地方政府不愿意让‘僵尸企业’退出、商业银行不愿意让‘僵尸企业’退出的僵局。”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则分析说，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场硬仗，主要目的是调优供给结构。去产能不仅要从总量上“去”，更要把着力点放在解决结构性问题上。“调优供给结构需要实现‘三个替代’：一是进口替代。我国制造业有200多个品种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仍有大量产品需要进口。例如，2015年我国出口钢材11240万吨，进口钢板1278万吨。从实物量上看出口是进口的8.79倍，但从贸易额来看进口是出口的2倍左右。只有解决结构性问题，才能实现用国产产品替代进口产品。二是标准替代。2015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次和消费居世界之首，人均消费过万元。境外购物造成了巨大消费外溢。消费外溢的主要原因是国内产品标准低，难以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亟须提高产品标准，进而提高产品质量。三是材料替代。新型原材料是我国制造业的一个软肋。拿钢铁材料来说，尽管我国钢铁产能过剩，但以高性能、长寿命为特点的新型钢铁材料非常紧缺。因而，应努力提高技术水平，淘汰生产低端原材料的过剩产能，大力发展高性能新型原材料生产。”

　　“眼下，连续54个月PPI负增长，既要对PPI持续下降高度重视，又要设法加以扭转。不能简单地、笼而统之地用‘产能过剩’这样一个概念代替‘客观存在的供求关系’。要看到，当前我国的过剩产能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暂时的，从而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而且，在稳增长中深化调结构的过程中，要反对盲目和片面地否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拉动作用。加大调结构投入的重点是两个方面：一是现有企业技术改造，二是新建高新技术企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补充说。

　　谈及民营企业如何抢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机会，刘迎秋建议民营企业跟上结构调整的大潮，充分利用政府的各项优惠政策，加大自身技术改造力度。同时密切关注正在全面深化的国有企业改革，按照市场经济发展方向和规律正确选择合资、合作、重组与并购对象，积极投身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通过资本运营，更好提升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和成长力。

　　全国工商联第九届副主席程路则直言，企业、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是落实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力量。“目前，国内经济持续疲软，其中引人注目的是社会资本、民营资本投资下降。如果民营企业、社会资本投资不见起色，那供给侧改革也无从谈起。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扶持一定要向民营企业倾斜，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改革的力量、创新的力量、社会推动的力量，这三者缺一不可。民营企业自身则必须要转型发展、创新发展。”

　　程路同时指出，关于民间投资下降的问题，钥匙在国企。“政府为防止经济滑出既定的安全目标，会投入政策的、财政的、金融的各方面的资源来促进经济发展，这个没有错。问题是这些资源投向哪里？是投向国有企业，还是投向社会，还是民间资本？在这一方面，很多地方政府根本没有考虑对民间资本的投入项目，都将投资投入到国企。可以说，民营企业发展的阻力不是在自身，而是在于国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