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法的基本法地位未被充分重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破产案件数量有了大幅提升，但还远远不够。没有劣汰，就没有真正的优胜，没有退出机制的市场会出现各种没有信用的公司，扰乱市场交易秩序。

南方日报：我国《企业破产法》于2006年通过，这15年来，中国破产法的运用情况如何？

李曙光：15年来，《企业破产法》实施的主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全国人大提供的数据，从2007年到2020年，我国破产案件共5.9万多件，基本在每年两三千件之间浮动，最少的年份只有不到2000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破产案件数量大幅上升，去年，我国破产案件约2万件。

从2000件到2万件，数量上升了10倍，但与去年我国289万家企业注销的数量相比，但我认为仍然太少。成熟的市场环境下，通过破产程序退出的企业应该至少占10%以上，甚至30%也不为过。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破产法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地位，还没有被充分重视起来。目前，破产法的主流是重整。企业从生存到死亡之间有一个过程，不是一天发生的，如果管理层、债权人能及时发现企业问题，企业是可以重组的。破产法提供了集体谈判的法制框架，帮助企业再生重整、东山再起，以免债务问题越来越严重，到最后无法收拾。所以在很多发达国家，大家觉得破产是好事，企业破产案件数量很高，它实际上是破产保护法。

市场经济应该包括市场的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破产法就是市场的退出机制。没有优胜劣汰的机制，就不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没有劣汰，就没有真正的优胜，会出现各种没有信用的公司，扰乱市场交易秩序，破坏中国营商环境。

南方日报：如今《企业破产法》的修改提上日程，您觉得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完善？

李曙光：我觉得有两点是值得重视的。首先是名称的修改。我认为要把企业破产法中的“企业”两个字拿掉。民法典确定的三大市场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目前企业破产法只有企业法人，这也导致一些事业单位、非营利性组织在解散时找不到破产法依据。

此外，破产法其实涉及很多法律，涉及民法典物权财产权问题，还有担保法、票据法、合同法、刑法等。这些法律要跟着破产法走，否则破产法发挥不了功效。因此，我们希望破产法这次能联动修改，比如在《公司法》中增加规定公司高管的义务，如果明知企业资不抵债、现金流出了问题，还故意拖延不破产，高管就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深圳个人破产试点为全国提供示范

个人破产制度的出现，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也是构建良好营商环境的必然选择。在李曙光看来，个人破产在我国能否全面落地，深圳的试点具有重要的示范价值。

南方日报：今年深圳出台了个人破产条例，并审结个人破产第一案，您如何看待深圳的探索？

李曙光：深圳有了立法和首案，还在国内率先建立了个人破产信息共享和公示机制，这对推动个人破产制度的实施，提升优化营商环境，构建市场化、法治化社会信用体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二十年前就曾有人跟我写信，说他经商失败后欠了别人200多万元，但手里只有30万元，他愿意把30万元全部用于还债，但债权人还是会继续向他追偿，所以他很希望我们国家有个人破产制度。现实中有很多这样陷入债务泥沼的人，希望能得到法律庇护，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

因此，个人破产是共同富裕的一个底层制度，让“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有东山再起的机会，鼓励创业者去大胆创新和试错。这个制度为市场主体建立了预期，让他们知道，即便自己失败了，大不了过一段苦日子，但如果没有这个制度，债务的压力就会伴随他们终生，无法翻身。

个人破产制度还有利于加强对“老赖”的打击。在破产体系里，有相关利益人、有信息披露制度等，各种眼睛会盯着“老赖”，对他的消费行为进行监督。

深圳这次试点，让大家逐步认识到个人破产的积极意义。不过，单独一个地区的试点会面临许多问题，比如在外省的财产如何执行等。目前，全国人大已将企业破产法的修改提上议事日程，国家立法机构正在考虑是否将个人破产制度纳入其中。深圳的试点，为全国立法提供了重要示范价值。

建立个人破产制度需要观念的改变

在中国“吉兆文化”的传统看来，“破产”似乎是一个凶兆，但“破产”实际上是一个中性词。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也需要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针对申请破产的个人，社会保障力度仍然不够。

南方日报：将个人破产写入全国立法，需要建立哪些配套措施？

李曙光：首先要解决关于“逃废债”的争议问题。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很多人会担心大家是不是都会欠钱不还？但我认为，这一问题目前已有解决办法：第一，我国已建立失信名单制度，进入这一名单后，将面临不能乘高铁、不能坐飞机等后果，处处受限，这一举措可惩戒大多有资金实力却故意不还款的人；第二，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还有支付体系的变化，大额交易是可跟踪的，足够控制转移资产的行为；第三，深圳试点建立了个人破产信息共享和公示机制，这可以有效防范与打击利用个人破产程序来“逃废债”的行为，减少信息提供、收集与处理的成本。

另外，在我国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特别需要公众观念的改变。在“吉兆文化”的传统看来，“破产”似乎是一个凶兆，但市场主体与自然人一样有生老病死，“破产”实际上是一个中性词。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申请个人破产，你首先要是一个有责任、有信用、有稳定年收入的人。但即便针对这些群体，社会保障力度仍然不够，医疗、养老、生育、工商等许多险种不够健全。

个人破产还涉及许多法律的修改，深圳进行试点后就发现一个问题：许多申请人不会填表，不知道家里哪些财产要列入到破产资产清单中，这些需要法律进一步明确。而对欺诈性破产、逃废债、隐匿资产、转移资产、暴力催债等行为，刑事打击的配套也要跟上。

我研究破产法的这些年来，目睹了中国在破产制度上的许多进步和转变，因此，我对破产制度的未来发展是乐观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前提是要让破产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点广东一直走在前面。